而中国经济现今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它能否从日本所经历过的危机中吸取教训。中国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类似，经济发展异常活跃，也就免不了发生银行慷慨发放贷款的同时，催生许多呆坏账的现象。中国“幸运”的地方是，其他亚洲国家已经犯过许多错误，而中国可以从中吸取教训。
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不会重蹈覆辙。
当然，因此而认为中国将出现经济增长的灾难却是错误的，因为巨量的储蓄长期以来一直在无形中支撑着中国经济。亲朋之间相互借款用来开一家餐馆或小店是足够的，但那些中等规模的企业还能靠这样的钱来维持吗？这里实际上触及了中国金融体制的局限性：强大的国有制特征，它首先所要充当的是中国决策当局和大型国有企业之间的传送带。这种运行模式虽然在当年实施经济振兴计划期间显示出了有效性，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银行很少会把企业的偿还能力以及项目的可靠性作为其贷款的发放标准。这就造成了市场的扭曲：大企业能够以很低的成本获得大量流动性，从而导致过度投资，而小企业的借贷成本则居高不下。
要解决经济长期以来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实现再平衡，就是要从投资导向型向消费导向型转变，其部分结果是，经济发展重心将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但问题在于这种经济转型能否顺利实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迈克尔?佩蒂斯认为这是做不到的。他的观点是基于这样一个看法，那就是，在投资导向型发展模式中，对家庭收入的抑制在补贴投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改变对家庭收入的抑制，这是消费快速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有可能会导致经济产出的大幅度放缓，进而导致投资更大幅度的放缓。佩蒂斯教授认为，抑制工资、低息信贷的大规模扩张和被压低的汇率都导致收入从家庭流向企业，从消费领域转向投资领域。
哈佛大学的德怀特?珀金斯提出，中国“资本产出增长比率”，也就是新增一个单位的GDP所需的资本，从上世纪90年代的3.7：1升高至4.25：1。这也说明回报率在降低。如果正如政府所希望的想要改变这种发展模式的话，投资的增长就必须低于GDP的增长。这就是上世纪90年代日本发生过的结果很可怕的“前车之鉴”。佩蒂斯教授提出的论点是强制投资战略一般会以波动结束，但问题在于在中国这种强制性投资战略真正结束在什么时候。
随着增长放缓，对投资的需求肯定会萎缩。但是试图把收入转移到家庭可能会带来另一个更大衰退，投资从一个推动增长的发动机可能变为导致经济停滞的来源。乐观的看法是中国的发展潜力还相当大，足以使中国轻松实现政府计划中的经济转型目标。悲观的看法却认为，对于—个投资占GDP一半的国家来说，想顺利将长期以来一直狂奔的中国巨型列车突然减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可以预见，经济放缓、更多地依赖于消费转型之路将会是不平坦的。所幸的是，中国政府在过往一直有着调控经济的高超技巧，但是他无法在水上行走，今后10年它将走过的水面将会波涛汹涌。此外，过去中国的发展一直离不开借鉴很多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走过来的。例如在上世纪80年代，国内在引资还是借外债的问题上一度有争议，但拉美债务危机的爆发让国人看清了举债发展的道路是不切实际的。90年代末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前，国内正讨论短期资本开放的问题，但危机爆发的一个教训就是不能过早开放资本账户。现在谈中国的经济转型，同样可以借鉴一些国际的经验和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