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首先要考虑两个问题，一个是世界下一个增长点在哪里？但现在的问题是，世界新的经济增长点仍不清晰，即使世界经济从危机中复苏，增长动力也有限。另一个要考虑的是对增长过分依赖和倚重，但福利未被重视的问题。例如美国次贷产品的出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尽管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国经济增长很好，但是仍然有很多美国人住不起房子。
在中国，要扩大民众在经济发展中受益程度，就要避免单一追求经济增长，要在关注增长的同时关注分配问题。虽然北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高福利模式在中国目前还达不到，但中国可以着眼于全民基础性的调整，如更合理的税制和更精确有效的国民账户，这是改善分配的制度基础。
此外，政府除了在刺激经济时需要加大投资力度外，更多的时候要弱化其投资者身份，要扮演公平角色，创造更多公平投资机会，为扩大民间投资创造更多条件，提供宽松的创业环境，并加大民生支出。
中国的经济转型从长远和后续的发展看，不能完全靠外来的创新带动，在装备制造、汽车、航空、核电、新能源等各个领域都要有自己的技术创新体系。在这方面，日本的教训是，其“应用型创新”模式而不是熊彼得所指的“破坏性”创新模式，固然也能带动本国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但是不足以构成支撑长期经济增长的创新体系。中国事实上也在走日本的这条路，大力引进技术，如早期的“市场换技术”的路子，但事实上丢了市场，也未建立起自己的品牌，而核心技术仍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上。
上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南亚国家的遭遇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只是依靠劳动力多和生产初级产品，技术上跟不上外部需求的变化，外贸形势很容易变坏。中国存在着与东南亚国家相像的问题。目前在中国国内，有人继续抱持侥幸心理，认为一旦美国、欧洲走出由2008年世界金融大危机引起的衰退，外贸形势即会马上恢复。这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走出危机并没有那么快。美欧的现状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即使未来走出危机了，整体形势也会变，会有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如果只依靠欧美市场是不行的，应该开发更多中国的市场、开发中国自行创造的新产品。在这方面，日本当年发展的例子给我一个很好的正面借鉴。可以举几个例子：一是电子产品的发展。日本当年看到芯片技术，就想要把芯片应用到所有技术上去。那时候，主导汽车业的德国和美国在汽车制造上讲究结实耐用。但日本另辟蹊径，将电子技术应用其中，比如需要将汽车车窗摇下来，就在里面加一个芯片，一按按钮车窗就下来了。此外，还有电子打火等。结果，日本汽车占领了市场，最后德国、美国不得不向日本汽车业学习。另外就是录像机和摄像机的应用。录像设备一开始只限专业人员使用，体积很大，日本通过研究，将其小型化变成人人都可以用了。
这些技术上的应用创新主要来自于企业，企业要动脑筋，发现这些技术。现在有无数专利和技术没有商业化，中国企业应该不断寻找、捕捉这些讯息。在技术应用创新和市场转化方面，政府应该鼓励企业的科技创新和应用，并为之提供支持，以完善国内的技术体系。例如，日本政府有一个“查新体系”，其设立的查新网上有各种新专利和技术的信息供企业免费查询。在中国，政府委托查新公司对企业提供服务，但收费高昂效率却不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