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政府在世界上最早提出“国家创新体系”概念，并积极引导科研机构及企业研究对增强国家竞争力最为迫切的技术。芬兰政府还注重通过宏观指导和协调，推动技术开发及科技成果的转化，使芬兰的国家创新体系涵盖了从产业培育到成长过程的整个链条。
中国经济转型，扩大内需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关键词，但谈扩大内需，不能非此即彼，因此否定出口。应该看到，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仍会保持贸易顺差国的地位。
至于内需，本质上是储蓄问题，储蓄越多，消费就越小，但高储蓄率带有民族特点，例如在整个美国储蓄率为零甚至是-1%的情况下，在美华人仍然有15%～20%的储蓄率。消费与传统以及文化价值观有关，法律和政策的引导可能会促使产生一些改变。但国人的消费观和中国社会保障的“三座大山”(养老、医疗保险和教育)有关，只要一朝没有被搬除，一个庞大稳定的中产消费层没有形成，都会阻碍内需的拉动。
从拉美债务危机的前车之鉴看，在民族产业生产力未蓄积起来前就盲目仿效美国的内需道路是不可行的。一方面不能因为强调拉动内需就忽视甚至否定出口，另一方面还要看到，扩大内需并不限于扩大消费，私人企业的民间投资是很重要的内需成分。内需必须包括民间消费和民间投资。目前连外资的大企业都已经充分享受了国民待遇，应该给国内企业特别是民营和私人企业以国民待遇，以帮助民族企业更好地壮大，在中国本土形成足够的生产力，继而通过国际、地区和企业间等多方合作进一步发展。
在这方面，诺基亚的发展历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概20年前，芬兰的经济按照欧洲的标准还是相当落后的，后来，芬兰进行了以提高生产力为中心的经济调整，特别是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和创新。诺基亚原本只是芬兰本土一家地道的民族企业，但它不仅成为芬兰第一个被世界公众认可的品牌，现在更是首屈一指的跨国公司。在芬兰，人们把诺基亚称为是芬兰经济的第三条腿，称赞它把一个曾经以森林为主的小国变成了一个“后工业信息社会”。因此我们认为，中小型企业要壮大发展，政府的政策要支持而不能阻止和限制它们的发展，不然就将妨碍生产力的发展。
在日本，中小企业和大企业之间一度也不公平，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的首相桥本龙太郎厉行改革，强调“公平、公开和全球化”。这一涉及企业、金融、财政、行政、社会和文化的全面改革引领日本企业和日本经济走向了全球。
鉴于此，我们呼吁中国政府要尊重市场原理和原则，进一步放松管制，国内产业分工体系不完善的主要原因在于管制过多过乱。例如，中国技术分割现象严重，政府应及时推出数字电视、移动电话网络等统一标准，避免诸侯割据、竞争内耗，这不仅不利于企业的发展，也严重抑制了内需。而在教育、医疗、文化产业等领域，政府应放松管制、创造更多的投资机会和就业机会。
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不能只靠手里有多少外储，从国家层面看，外汇储备规模是影响中国实力的因素之一。但是，更为强有力的国际实力要靠大型跨国公司来支撑。中国目前仍然缺乏类似日本丰田、索尼、松下、三菱那样的国际级的巨型企业。我们建议，在培育国际级的大型企业时，政府不仅要扶持国有企业，也要有意识地鼓励优秀的民营企业的发展，为其成长创造良好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