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环自杀的阴霾尚未散去，千人围殴的盛大场面又至，再次把富士康这个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抛向舆论漩涡。人们不禁要问，富士康究竟怎么了？
恩格斯说过，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表面上看，“千人围殴”是保安与员工长期矛盾积累的一个发泄口；而隐藏在偶然性中的必然性，则是富士康动辄数万的工厂规模遭遇管理考验。
管理难度与员工数量成正比，这是管理学的基本原理。富士康全球员工总数达上百万人，管理的难度可想而知，郭台铭也在一次活动中坦陈，“每天管理100万员工，头痛得要死。”从偏安深圳到走向全国，尽管富士康有意避免产生几十万人聚集的超大工厂，然而因袭的半军事化管理模式却受到挑战。
不可否认，以其整齐划一和令行禁止，半军事化的刚性管理模式对于管理员工数量庞大的工厂具有独特优势。然而，2010年的连环自杀，已然暴露出刚性管理无益于疏导员工心理情绪，“千人围殴”再次印证刚性管理缺少对话、沟通、理解，易激发暴戾之气。
富士康的管理困境，是其经营方式内在决定的。一方面，“代工模式”客观上要求海量的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劳动力主流。新生代农民工不再像父辈那样，领一份工资就任劳任怨、吃苦耐劳，对工资之外的社会保障、身份地位、权利满足有了更高诉求，这也需要用工企业承担更多工资之外的责任。富士康的半军事化管理和高劳动强度，遭遇新生代农民工日益增强的“权利诉求”，“屋漏偏逢连阴雨”，更加剧了富士康的管理困境。
无论是代工模式的简单粗放，还是新生代农民工权利意识的逐渐增强，都为地方政府敲响警钟：承接产业转移不是简单复制、机械照搬，而应该在转移之中求转型、在接续之中求持续，否则产业承接过来了，问题也承接过来了。
对富士康而言，如何在刚性管理中融入柔软的因子，在工资之外给予员工更多闲暇时光和人文关怀；对地方政府而言，如何在承接产业转移中谋求发展方式转型升级，这是“千人围殴”带来的深层次思考。
从连环自杀到千人围殴，只有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悲剧才不会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