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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产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异地的交往扩大，异时的记忆量增多，口头语言的局限急待克服，这时，首先可以用来传递信息的是具有记号性质的实物。结绳和契刻这两种记事方法几乎遍及各大陆。根据记载，古埃及、古波斯、古代日本都曾有过结绳之事。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考察，近代美洲、非洲、澳洲的土人，我国的藏族、高山族、独龙族、哈尼族……也都有用结绳记事的风俗。秘鲁的土人用数条不同颜色的绳，平列地系在一条主要的绳子上，根据所打结或环在哪条绳上、什么位置和结、环的数目，来记载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人的人口数。这表明，结绳确实是历史的遗存。至于刻契，主要用于战争和交换，在超越空间限制传递信息上，功能大于结绳，但记事的功能更弱，历史的普遍性也较差。不过，以齿记数的作法，对文字的产生也会有启发，作为前文字的一种现象，也是可信的。我国西南某些少数民族(如基诺族)，在四十多年之前还一直使用刻木记事的方法。但这些方式只能是对自身记忆或双方默契的提示，对毫无关系的两个人，不加有声语言的解释，便不具交流思想与交际的性质。有些实物经约定后可以作为固定意义的信号。例如，中国古代的虎符，必须契合才有传递命令的作用。《孟子》记载，依照周礼，召唤守苑囿的虞人要用皮冠，如用旌召唤，虞人可以不去。这些，都是原始人实物传递信息的方式在军事、政治上的残留。这种方法，也只能用于特定的场合，传达极为单一的意义。
